
1996年6月初,北京医院里灯光昏暗,九十一岁的郑庭笈已经气若游丝。见到赶来探望的戴复东,他忽然攥紧对方的手,急切地挤出一句话:“告诉我,那些人都是谁?”一句话,把在场护理人员都听愣了。这句带着海南口音的询问,其实并非针对眼前任何活人股票配资股票户网,而是指向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旧账。

短暂的沉默后,戴复东明白,老人想追问的,是1943年秋那起“拦灵柩、逼军饷”的龌龊事。此事埋在郑庭笈心里太久,他既羞于开口,又放不下。几十年过去,眼看自己要走,却依旧想把账算清,这份执念令人动容。
时间拨回到1942年5月。援缅归国途中,第五军二〇〇师损折过半,师长戴安澜在野人山负伤八日后殉国。临终前,他握着副师长郑庭笈的手,断断续续托付两件事:一是带部队回家,二是替自己照看孩子们。这两句话像烙印,日后任凭风云突变,郑庭笈都忘不了。

归国的路,比想象凶险。热带瘴气、毒虫、缺粮,再加日军穷追不舍,身后尸骨成排。郑庭笈咬牙顶了下去,把剩余官兵拉出密林。可等到棺椁火化完毕,师部才得知蒋介石“完尸送回”的命令已经下达,郑庭笈只能在电报里补上一句“情势所迫”。这句“所迫”成了他心里永远的刺。
抗战结束,国共内战骤起。1948年10月,辽沈战役尾声,郑庭笈所部第四十九军随廖耀湘兵团被围于黑山,全部覆没。战俘营里,他裹着单衣,望着漫天风雪,脑海闪现的不是前途,而是师长的那句托付——“照看孩子”。可身陷囹圄,谈何照看?

1950年代被送进功德林改造时,郑庭笈才第一次获得与外界通信的机会。他写信给弟弟郑庭铭,又托人打听戴家动静。得知戴复东在同济大学任教,他放下心来,却又生出愧疚:自己未尽半分责任。
1961年,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,他与冯莉娟复婚,日子稍有起色。每逢家中孩子求学,他总举两个例子:一个是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,另一个就是戴复东。“念书最要紧”——老人口音厚重,这句话家中孩子听了无数遍。
八十年代初,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走访老抗日将领,郑庭笈被邀请出席。第一次翻看第五军旧档,他才读到那份当年拦灵柩士兵的审查材料:姓名、番号、甚至住址历历在目。那一夜,他合卷无眠,恼怒、悔恨、怅惘交织。

到了九十年代,他的身体大不如前,却仍托人寻访昔日士兵。有人已客死他乡,有人在台湾落脚,有人改行经商。结果支离破碎,郑庭笈越查越心焦。他想替戴家讨个说法,更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老人再也撑不住,索性向戴复东摊牌:“告诉我,那些人都是谁?”语气里又恨又歉。戴复东轻拍老人手背,只答了两个字:“过去。”这两个字,像是给两位老兵的恩怨画上句点,也让病房空气瞬间柔和。

郑庭笈含着泪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几天后,6月9日,他静静离世。家属整理遗物,在桌斗里发现一份抖皱的名单,上面密密麻麻写的,正是当年拦车士兵的姓名。纸张最末一行,用红笔记着一句话:“师长,我尽力了。”
很多年后,同济大学举办建筑系校友会,戴复东讲起此事,声音发颤却平静:“郑叔叔一辈子在替父亲守诺——虽然那诺言,他未必兑现得了,但这份心意,已够。”台下掌声并不热烈,却绵长。有人说,那是两个时代、两种选择的回声。

郑庭笈生前常说,战场上生死易,战后活得明白最难。1996年夏天,他把最后的执念交给了故人之子,也算放下。戴复东回校那天,路过校园老榆树,忽有风起,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在替老兵们低声絮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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